中国的城市化不可避免。到2030年，将有超过10亿人生活在中国的城市中，需要以前所未见的规模进行建设。这就赋予中国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以一种支持经济增长、保护环境、为其国民提供尽可能高的生活品质，并会引起一波极具价值的新技术潮流的方式，去创建和开发自己的城市。如果应对得当，这些发展将不仅会造福中国，而且还将对21世纪的世界其他国家产生深远影响。
“长高”而不是“长胖”
问题不在于中国的城市会如何“长胖”，而在于它们如何能“长高”。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有了长足进展，已有超过6亿人口以一种比较分散的方式，居住在全国各地的800个城市中。展望未来，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城市的机会，以及农业生产缓慢而稳定地向规模更大、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方向发展，其结果是，一波向城市迁移的大潮，将以每年新增1500万~2000万常住人口的规模，不断涌入中国的城市。按照这种速度，未来20年中，中国将不断扩建其城市，到2030年，全国将达到70%的城市化率。中国可能会持续地每年新增1500多幢30层以上的高楼，相当于每年新建一个芝加哥，其结果是，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将会超过950个。
但是，按照现在这种分散式发展模式，付出的成本太高，令人难以承受。可耕地资源将会迅速减少。较小城市的财政将会吃紧，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居民(包括外来移民)对环境状况和社会福利的期望值增大，有可能会达到增长极限。这种发展模式浪费也很大，因为许多新投资项目质量低劣。在中国，一幢建筑物的平均寿命只有接近20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建筑物平均寿命标准是40年甚至更长。地方当局以“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方式规划城市，它们盲目跟风，互相模仿复制，这种方式反映出缺乏规划技能，暴露出城市疲于应付外来移民带来的压力，也说明地方政府太容易获得资金。这样的结果是产能过剩，往往会导致不恰当的城市设计，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浪费。特别是随意增加工业产能，有时很少考虑实际需求。在社会方面，由于城市就业机会增长缓慢，以及经济增长对重工业的依赖可能会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一些城市正在成为动荡的温床。
考虑到中国资本过剩，以及政府执行政策的能力，有一种城市向空中发展的替代方案。如果中国鼓励发展中心辐射型城市群，乃至人口更密集、城市足迹更集中的大城市，建筑物的平均高度可能会增加一倍，但是，随着城市“长高”，而不是“长胖”，中国在资源上的负担将会减轻。垂直向上发展将会减小对土地的压力，确保投资更贴近市场，显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按照发展大城市的情境模式，到2025年，中国40%的城市人口可能会居住在居民超过2000万人的大城市中。在全国范围内，中国每年将会建造超过4000幢高楼，创建一个独具特色的“垂直型”社会。围绕城市化卓越中心集中利用资源，将会导致投资质量的提高。这种模式与旨在将资源配置从重工业转向服务业的政策相结合，将推动一种更健康、更多以消费导向和就业友好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实行这样一种政策，可能比看起来更容易一些，因为目前的发展模式已经接近极限。事实上，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动声色地支持进行急剧而重大的路线调整，向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转型;它要求重新平衡产业和经济，以实现在“十二五”期间构建更和谐社会的目标。
垂直型城市的景象
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城市的格局。在这些大城市群中，每个城市的经济规模都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欧洲国家：变得更大的上海其经济规模可能会与今天的德国旗鼓相当，而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可能与法国的经济规模不相上下。
这些城市虽然人口密度很大，但并不会十分拥挤，因为每个城市的版图范围可能向上扩展800平方公里。在人口密集但高度宜居的中心城区以外，公园式的环境将会成为主流。技术将使大城市的居民享有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随着为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成本持续下降，“垂直发展”将会提高城市的宜居性，居民们吃饭、工作、娱乐和睡觉都在同一社区中。上百万居民将拥有一流的周边环境，公共交通四通八达，由许多大型的高层住宅小区组成核心住宅综合体，其中每个小区有5万居民。诱导式建筑设计、环保节能型建筑材料，以及可再生能源和智能能源管理系统将使这些建筑面貌一新。甚至连农业也将成为大城市的一部分，在建筑的屋顶和周边可以发展城市农场。
在大城市的中心城区以外，通过公共交通工具相互连接的各个卫星“村”将为另外25%的城市人口提供住房，形成城市群，每个城市群的人口超过4000万，并且在总量上，占到中国经济活动的70%以上。卫星城镇可能不太容易确定自己的经济使命，最成功的卫星城镇将会投资于高效的基础设施、大学，以及针对中心城区(它们最大的潜在市场)开展营销活动。同时，工业园区将搬迁到中心城区和卫星城镇以外的地方，它们以前占用的土地将重新规划为商业和社会设施用地。
大城市及其周边的城市群将不依赖于中国传统的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它们将依赖服务业的发展和消费。正如纽约以其规模和人才使华尔街的金融服务成为可能一样，中国的大城市将创造前所未有的机会，通过扩大规模和提高互动频率来发展服务业。中国的城市将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楷模，达到庞大的产业规模和金融市场深度，在文化、娱乐、医疗卫生和教育上的开支也将从现在徘徊不前的状态大幅增长到新的数量级。
在建设这些城市时，中国对资源的需求将会产生全球性影响。虽然在数量不断减少的可耕地上实现机械化耕作可能足以为这些城市提供粮食，但未来20年中，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将会增加一倍——即使能源效率也能提高一倍。城市化导致的经济活动急剧增加，使我们很难想象中国能源需求下降的情境。相反，中国既需要现有的能源，也需要获得新的能源。即使中国放弃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转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它仍将成为一个主要的煤炭进口国。反过来，这种能源需求将会改变全球社会，在它的推动下，资源领域的生产规模将会翻番，人们将会对新的地层进行开采，并对铁路和港口进行大规模投资。随着中国从巴西进口的大豆量飙升，美国农机设备制造商销售到巴西的产品也将激增。
彻底改造城市系统
中国的城市将鼓励高水平的环保投资，无论是在工业领域，还是在消费领域，废弃物和水的回收再利用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水将成为一种价值更高的大宗商品，大型的综合回收利用项目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业和能源生产对环境和资源的影响。
交通将是城市改造的另一个关键领域。在大城市中，电动汽车将会占据主导地位，政府将通过在城市中建设充电设施，反映其支持发展电动汽车技术的意愿。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减少长途通勤的需求，公共交通将是更有力的杠杆。在未来20年中，中国将会建造170多个公交系统，与此相比，在整个欧洲，只会建造50个这种系统。全国性高速铁路的出现，将把各大城市更紧密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国大城市文化，并迅速传播城市发展和管理中的最佳做法。
这些创新还将产生全球影响。中国为其大城市制定的解决方案将形成规模，并最终向全球推广。中国的太阳能热水器已经出现在约翰内斯堡城镇的屋顶上，中国的高压电网技术可以跨越美国的中西部大平原传输电力。在中国和海外，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全球公司将与当地政府合作，为未来的城市制定和部署新的解决方案。
城市化还将推动对中国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大规模投资，使其焕发勃勃生机。到2030年，随着人们从农村地区大批涌入城市寻找机会，中国近40%的城市居民将是外来人口。原来为满足本地居民需求而建造的学校和医院系统，将不得不面对更多人口对更高质量服务的需求。对教师、社区诊所和医院的投资将需要采用新的做事方式。这种更切实可行、更具创新性的方式反过来又会挑战现在的教育和医疗卫生官僚机构，使其更加关注教师和医务人员的素质与能力，并对此进行更多投资。
由于大城市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的需求，它们将需要另一种管理方式。激烈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特别是关于生活品质的问题，因为城市的管理正变得日趋复杂和具有多面性。而且，尽管一个100多年来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始终存在差距的国家不太可能拥有一种统一的地方治理体系，但大城市的出现，将使增加透明度和履行职责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更具有实际意义。好消息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把权责下放给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有可能找到适合当地情况的解决方案。
